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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下一站:徐景安

2011-04-02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徐景安简介:1941年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工作。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期间,参与起草了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价格双轨制、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1987年从北京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长。他推进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专访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著有《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论集》、《深圳特区的崛起与中国现代化》、《你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中国未来与理念革命》。现为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教授,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并任主席。被媒体誉为“幸福布道士”。
 
 
徐景安:中国下一站,幸福
 
亚洲新闻周刊:徐老,您好!认识您已经好多年。记得以前您一直以改革派的姿态出现,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期间,曾参与起草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和价格双轨制、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1987年从北京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推进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首创了企业产权专访市场,主持设计了深圳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等。您给我的感觉这么多年一直走在改革最前沿,什么时候转变了研究方向,变成了幸福理念的布道者?
 
徐景安:我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追求的是财富最大化,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口袋的钱虽然比过去多了,但人们并不快乐,并不幸福。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开放?为什么要发展?就是要让老百姓快乐、愉悦和幸福!所以“幸福”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关注,并成立了中国幸福研究院。
 
亚洲新闻周刊: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基本需求层次理论”, 把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五大需求,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但是目前经济指数飙升,人们在满足温饱等低层次需求以后,其他高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人们有一种浮躁感、彷徨感、不安全感,于是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
徐景安:我国从1978年到2009年GDP年均增长9.8%,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3%的增长速度。“十一五”预计GDP年均增长达到10%,超过规划要求的年均增长7.5%。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社会经济矛盾也逾益激化,民生问题、腐败问题、生态问题越来越突出,农村的拆迁问题、城市的房价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而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民众的不满意、不幸福。群体事件2009年达到23万起,平均2.3分钟1起。每年28.7万人自杀,平均1.8分钟1人自杀。
 
亚洲新闻周刊:生活富裕了,人们精神反倒越来越贫困,盲目追求CDP,不顾后果往前赶,得到的却是负效应。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把追求“经济指数“转变为追求“幸福指数”?就像您所说,要认清为谁搞建设,为谁谋发展?
徐景安:共产党的宗旨、社会主义的本意就是为民众谋幸福。mao泽东提出“为人民服务”,deng小平提出“共同富裕”,hu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说到底都是为了人民谋幸福。集建国60年之经验,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实现的途径、保障的制度、考量的目标。
mao泽东推崇政治第一,忙于阶级斗争,导致民众普遍贫穷。deng小平提出发展第一,搞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hu锦涛强调:“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那么,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呢?这就是民众幸福。事实证明,政治第一,阶级斗争并不能让民众幸福。发展第一,GDP为目标也不能让民众幸福。用什么口号、什么目标来代替发展第一呢?这就是创建“幸福中国”。
人们会疑问,提过那么多好口号都不管用,一句“幸福中国”能起什么作用?首先创建“幸福中国”,改变了评价目标,以幸福指数代替GDP。这样,涉及民生的收入、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环保、治安、道德,还包括我一直呼呼的降低自杀率和精神障碍率都纳入指标体系。扩大内需、公共服务、政治民主、社会和谐、道德文明都将成为改革的主要议题。
其次,创建“幸福中国”,改变了评价主体。“发展第一”, GDP为目标,是政府自己评价自己。“幸福中国”的主体是民众,幸福不幸福,得由老百娃来评价。评价目标、评价主体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善政府行为。这就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公共决策的改进、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江苏省江阴市于2006年提出了建设“幸福江阴”,评价目标就是 “人人都有好工作,人人都有好收入,人都有好环境,人人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并以此制定了一套指标体系。评价主体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说:“幸福不幸福,老百姓说了算。”办法就是进行幸福感测评。河南平顶山市以幸福指数考核干部,两名乡镇党委书记因为“群众幸福指数没有提升”而未能通过组织部门考察。重庆人均GDP低于全国水平,但教育财政性投入达到GDP4%,全国计划到2012年才达到这个水平。刚刚摆脱贫困县帽子的陕北吴起县2007年从幼儿园到高中就实行全部免费教育。县委书记冯振东说:“在当地修1公里路大概需要投入5000万,而让全县的孩子免费寄宿就读,每年的财政开支也是5000万左右。要想提高全民素质,教育是根本。这样的投入值得。”
以上例子证明,民众幸福成为政府的目标,民生问题自然会得到重视而解决,相反以GDP为目标,越发展民生问题越严重。对幸福指数的追求,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大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