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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上草”:一个草根乐队的荣与枯

2016-12-09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本刊特约记者  韦星


“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一切都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和骆老师约访好几次,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渐渐不属于他自己了:

 

今年4月,他在深圳乐器城二楼开了个工作室,招收10多名学员,专门培训他们学习二胡。既然收人家钱,培训的时间安排,当然以学员为主。

118日下午,和他见缝插针聊了没多久,突然,他抬表一看,“哎呀,快(下午)430了”,然后,背着二胡,拖着行李箱,匆匆,迎着风,他又出门去了。门外,南国初冬的冷风顽皮地撩拨他额前黑白相间的长发。

 

骆老师,真名骆宏俊,是原来的“原上草乐队”成员之一,在乐队里,他担任二胡演奏的角色。

 

原上草乐队是2009年,深圳街头艺人自发成立的一支乐队,也是第一支有名有姓、角色搭配固定,并在固定时段于深圳市民中心演出的乐队。

 

乐队成员包括:吹笛子的陈继召,拉二胡的骆宏俊,弹主音吉他的李涛,节奏吉他及歌手韦云飞,贝斯及歌手韦伟,鼓手肖志彬、陈金飞等。

 

这个乐队属老中青搭配,最老的陈继召,当时已是65岁的老人。最小的韦伟、陈金飞等,也不过24岁。

 

这个乐队没接受过学院派系统的专业培训,仅凭兴趣爱好和认真钻研的精神,就将表演水平演绎到一个新巅峰,乐队备受市民欢迎并在深圳红极一时。可以这样说,原上草乐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圳市民——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生活方式,即“听原上草乐队演唱”已成为和“周末去莲花山公园爬山、放风筝;去中心书城看书”相提并论的生活方式了。

 

也因如此,这个乐队上过央视。央视以上下两集的形式在纪录片频道播出。

 

但今天,这个曾是草根阶层精神流浪栖息地的乐队,早已烟消云散,背后留下的,是一连串时代难解的命题。


 

“原上草”的荣光

 

原上草乐队的名称是骆宏俊起的,因为他较有文化,上世纪70年代,他上过高中。按照骆宏俊的说法,“当时就是觉得我们是一支草根乐队,生命力很强的乐队,只要给我们一滴露珠就可以生存下来。即便遭遇困难和变故,也可春风吹又生”。

 

2009年乐队成立前,骆宏俊和李涛、韦云飞等人就认识了。在深圳街头巷尾,他们各自通过弹吉他、拉二胡或歌唱等,以获得市民打赏谋生。

 

当然,其中一些人一开始也不是专以此为生,而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如韦云飞,当兵出来后,在深圳做保安,工作之余吹拉弹唱,挣点零花钱。

 

2007年,在龙华、宝安等地的时候,我看见李涛、韦云飞、陈继召三个人时常在街头互相搭档着演奏。我忙完了,也会过去和他们搭档演奏,但我没分他们的钱,只是为了好玩。”骆宏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早期的间断性合作。随后,大家四处流浪、歌唱,聚少离多,也没什么联系。

 

2009年,华强北升格成为福田区新设立的街道,此后,华强北加强管理,包括骆宏俊在内的街头谋生者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城管驱逐。无处可去的骆宏俊在他人的提议下,去了深圳市民中心广场。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李涛、韦云飞和陈继召。

 

因为有之前的合作关系,当韦云飞提出邀请骆宏俊一起组个乐队时,骆宏俊爽快答应了。后来,因人员更迭,陆续加入的鼓手还有肖志彬、陈金飞以及韦云飞的弟弟韦伟。

 

这个乐队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甫一出场,其吹拉弹唱的专业水准很快“俘虏”了深圳街头市民。一些在工厂忙碌一周的打工者,在看他们的演唱中舒缓了疲惫的神经,化解了现实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低落情绪。

 

很快,这个乐队有了一波波的铁杆粉丝。在广场演出时,如果突然下雨,粉丝们很快会帮忙抢着搬运东西去躲雨。雨过天晴,他们又帮着搬运出来。有些粉丝甚至在帮忙搬运的打杂中,成了乐队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乐队成员的情侣。如韦云飞,他的女朋友就是由乐队的粉丝“蛋蛋”(但雪源)演变而来,后来,“蛋蛋”还晋升成为了他的老婆。

 

粉丝的黏度还表现在于,当演唱的乐器遭城管没收装车时,粉丝和他们一道将乐器抢回。在他们搬运不便时,粉丝凑钱给他们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街头演出让这个乐队的成员,每人每晚有100-200元不等的收入。这对于这帮年轻人而言,有酒喝、有烟抽,还能有梦想,足够了。

 

当然,对骆宏俊而言,生活压力是有的,当时54岁的他,有一对儿女正在上大学,他们生活开支,主要靠他拉二胡挣来。因此,晚上参加乐队演出之外的白天,他继续上街头拉二胡以获得更多打赏,来弥补乐队给自身带来的收入不足的窘境。

 

比骆宏俊年纪还大的是陈继召,当时65岁的他流落街头演奏,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他早年离家出走的女儿。他渴盼某天女儿踏着笛声闻声而至,扑入他怀中,但此愿景至今成憾事。

 

原上草乐队受到普遍认可。在深圳,对普通家庭而言,当有朋友来做客时,带朋友去听原上草乐队的演唱,是习惯而体面的事。

 

不过,随着知名度增大,深圳市民中心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乐队和演唱者,城管也来了。当时,维护城市秩序与保护街头文化艺术,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并引发媒体广泛跟进和持续报道。这次,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市民,开始审视街头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不可能只有“高大上”但普通市民消费不起的音乐厅、大剧院,她应该还有契合不同社会阶层需要的街头表演和艺术,因为社会底层也有文化滋润的需求。

 

博弈的结果是,官方默认和包容了他们的存在。


 

荣光的背后

 

那是一段金子般的日子里,原上草乐队的弹唱由于总能触动底层人的心,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其中很多是常年的回头客。

 

不过,熟悉这支乐队的人都知道,打动人心的演奏背后,是他们源自底层、更了解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因而在演奏中,能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很好地融入其中,并忘情演绎。

 

比如韦云飞 、韦伟两兄弟,他们在深圳做保安,卑微地存在着;比如陈继召以及吉他手李涛,他们四处流浪,尝尽人间冷暖;再比如骆宏俊,为了儿女学费,他早年到大排档等待别人的点唱,有些客人酒后还会撒泼,甚至耍赖不给钱,他还差点挨揍……底层人的际遇和感同身受,让表演者积抑已久的心情在街头的演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丰富的经历是乐队演奏能吸引人心的关键”,骆宏俊告诉记者,过年回去的时候,在儿女面前,他故意用钱大手大脚或装得很轻松,其实是在伪装做出坚强的样子罢了,“作为父亲和男人,我的内心其实也很脆弱,遇到困难也会流泪。要奋斗,真没有那么容易”,他说。

 

骆宏俊加入乐队前,在深圳宝安街头的大排档弹奏。有一次,客人点了8首曲子让他弹奏。之前讲好每曲10块钱,最低也是每曲5块钱,但对方的朋友只给了20块钱。骆宏俊就在桌边站着等待点曲的人给个说法,这时,借着酒气,对方的朋友“嗖”地站起来,朝着骆宏俊50多岁的老脸,狠狠打过一巴掌。幸好,闪得快,他躲过这巴掌,但这巴掌却拍在他的二胡上,二胡的琴头、琴轴等零部件,散落一地……

 

骆宏俊弯腰默默拾起,屈辱、愤怒,一股脑儿涌来,“可有什么办法呢?打也打不过年轻人啊”。

 

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有次,他的音箱还被人扔到臭水沟里。“你知道深圳的水沟很臭”,骆宏俊说。后来,他找来梯子下沟里打捞,“水沟里的泥有十多厘米深,可臭了”。不过,冲洗后,音响竟还响!如今,说起这事,骆宏俊反倒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和骆宏俊相比,陈继召的经历更凄惨:妻子背叛时,骗走他40多万元并嫁了他人;女儿离家出走,常年找不到;养女在和他寻找亲生女儿的火车上,病发死去……所以人们听到陈继召的笛声,总是那样如泣如诉,凄惨婉转而又充满思念和悲伤。

 

正因为有了源自底层人的很多凄惨经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在演奏时情感的调动,很自然地快速被撩拨和调取。正如骆宏俊所说的那样,“这些年的经历和记忆,可以融入我的琴声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因此,原上草乐队的演奏可以很好地通达人心。这是这支充满荣光乐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经历。当然,于演奏者而言,他们并不是为了音乐而甘愿去“享受”和“拥有”这些无奈的经历。

 

“那是一段理想主义高扬的日子,那是超越金子般的友谊和激情,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愿意回去了”,116日,韦云飞告诉记者,“这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年代,一切都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当乐队主要成员陆续被现实的生计所绑架,出走,成了他们最无奈的抉择。这时,传承民间、民族经典音乐文化等等措词,只能潜藏起来,解散成了原上草乐队的最后归属——这天是2013710日,夏季的深圳依旧很炎热,但原上草乐队却在“寒冷”的生存气候中,枯萎、凋零。     



 

枯萎与现状


如今,原上草乐队已经解散3年多,但昔日的一些粉丝还时常找到乐队的成员来诉衷肠,表达对那段日子的惦念。只是,这个源自底层的团队,因为生存的悖论,只能让往昔活在回忆中——

 

2011年前后,曾是这乐队遭到城管和文化部门联手驱赶最为常见的时刻,但在媒体声势中,原上草乐队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有了属于团队可以演绎的场地。

 

通过斗智斗勇争来的演唱空间,当然不是只属于原上草自己的空间,官方默认和宽容的背后,也意味着:以原上草乐队为代表的所有深圳民间街头艺人,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

 

这时,专门以此为生的街头艺人、家境不错的音乐发烧友,统统聚集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表演。这样,这里聚集着数十个表演团队,涵盖上百街头艺人,他们觅食,他们表演,也分享了市民的自愿打赏。

 

这样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饱。对于没有生计压力,以玩为主的乐队而言,这无所谓,但对于以此为生的团队,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原上草乐队从过去人均每晚100-200元的收入,滑落到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艰难的时刻,乐队鼓手陈金飞甚至需要回家拿钱来生活。

 

116日,韦云飞向记者直言,当初离开、乐队解散,直接的因素就是“太穷了”。

 

20135月,率先离开乐队的是主唱韦伟,他不想再这样困顿地活着,所以孤身一人前往小资和白领聚集、游玩的天堂——云南丽江。

 

2个月后,感觉在丽江混得不错的韦伟,把哥哥韦云飞和他后来的嫂子“蛋蛋”,也叫了过去。他们三人和其他一个鼓手,组成一个乐队,在丽江的酒吧做驻唱乐队和歌手,专门服务于小资、白领等中产阶层,不愿再在街头演出。

 

找不到合适的顶替者,原上草乐队被迫解散。陈继召后来去了香港。再后来,他回到深圳和骆宏俊碰头,骆老师说要请他吃饭,可转眼,人不见了。再后来,韦云飞听说陈继召多年寻女儿无果后,已回到重庆老家。其他的,如陈金飞、李涛,陆续进出一些新乐队,他们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参加一些地产、酒吧的商业演出活动,从此不再在街头卖艺演出。后来的鼓手肖志彬,则彻底退出了音乐行业,泯然于这个圈子。

 

此后,只有骆宏俊还在坚持街头演出接受打赏,不过这种坚持到了今年4月有了新变化:他在深圳乐器城租了一间工作室,培训他人学习二胡,目前学员有10多人。“一节课收100-200元”,骆宏俊没向记者透露营收的实际情况,但他说“市场潜力很大”。

 

平时工作日,骆宏俊待在工作室教学员练琴,这些学员大多来自中产家庭,有的是全职太太,有的是中产家庭的小孩。

 

不过,周末,骆宏俊还是尽量去市民中心广场演奏,因为那对他工作室招收学员,起到广告宣传和展示的作用,相当于“前店后厂”的角色。


为什么离开深圳而去丽江?韦云飞说,深圳是座两级分化很严重的城市,对辛勤劳作赚点钱的穷人而言,你想要他们掏钱很难,富有的土豪不愿在街头欣赏,而是选择到音乐厅或大剧院去看演出。丽江则是小资白领聚集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很清楚:花钱、游玩、到酒吧听听音乐,所以在这里,“韦云飞们”可寻找到供养自身的土壤。

 

韦云飞也没透露他现在的具体收入,但他说,“如今在酒吧做驻唱歌手,收入和过去相比,是天壤之别啊!”他说,现在到机场,一个电话,就有老板或朋友来接机了。而在老家,他也给母亲起了两层的楼房了……过去的精神依旧值得怀念,但那不是他愿意再回去的往事——“那时,你别看我们在街头穿戴很酷,但回家常常是吃面条、啃馒头。”

 

“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谁可以帮到你”,韦云飞说,现实就这样一步步逼着自己去认清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