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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碰撞:動盪降臨下的新一輪全球經濟政策與思想論戰

2016-11-07  来源:亚洲新闻周刊

簡練/

 

 

新一輪經濟思想大論戰

  

長期經濟停滯意味著原有經濟思想的尷尬。70-80年代,西方經濟學進入一個高度數學化的時代,由新古典經濟學重新主導,這種經濟學及其思想指導下的經濟政策籠罩世界長達30年。

 

這種經濟思想的特點是“一片和諧”,即市場能自動達到社會最優資源配置,對金融機構採取了放任監管的政策。

 

2007年起,這套經濟學理論遭遇重大挫折,他們先是完全沒有預言到來的全球金融風暴,又沒能為危機後近十年的長期經濟停滯說出一丁點藥方。以至於英國女王都要質問:這些經濟學家到底在忙什麼?

 

200910月,有一個新的經濟思想庫INETThe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在投機家索羅斯支持下成立,這個機構網羅了一大批經濟學家——主要是危機前就有一定名氣的學者。

 

它的專家委員會包括包含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薩馬蒂亞·森在內的眾多諾貝爾獎獲得者,知名財經作家弗格森(2009年“中美國”的提出者)、還有國際金融領域最重要的專家CharlesGoodhartCarmenReinhart、前IMF首席經濟學家Ken Rogoff、前休克療法專家,後氣候變化宣傳者傑佛瑞·薩克斯等,而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前主席阿代爾·特納(AdairTurner)、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也是成員,它還得到洛克菲勒家族傳人大衛·洛克菲勒、斯隆基金會等美國名流的共同支持。

 

 

 

INET網羅的若干專家:中左派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國際金融專家Reinhart、前休克療法提出者,聯合國“減貧”顧問薩克斯等。

 

這個機構之所以值得特別注意,是因為它是西方思想界在危機後幾年裡最重要的反思基地及新思想的發源地,而且政治傾向明顯。

 

目前該基金會相當部分專家的共同特點是:意識到了經濟學尤其是危機前的自由放任經濟學的失敗,主張進行財政支出等政府支出,但對於如何實現,對在什麼產業上發力指向模糊。因此他們提出來的觀點像是凱恩斯主義和“中央銀行直接印鈔”的混合物,這個觀點引發了劇烈的爭論。

 

Adair Turner及他影響西方的新作,以及在中國激起的聯動

 

2016年初,該集團中的重要人物:英國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前主席阿代爾·特納寫了一本激起西方精英界熱議的作品《債務和魔鬼——貨幣、信貸和全球金融體系重建》。

 

這是一本“話說的很重”的書,作者的意思是要全面反思既有的西方經濟學,把絕大部分理論推翻,進而得出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理論:當前西方量化寬鬆QE已經完全無效、山窮水盡的情況下,要實行“央行印鈔”直接“塞給”實體經濟,一筆勾銷式的解決問題——這就是他所說的“魔鬼”。

 

與通俗媒體解釋的不同,在特納看來,量化寬鬆還不是“印鈔”——因為量化寬鬆還是中央銀行從債券市場/商業銀行手中用新創造的基礎貨幣買入債券,但商業銀行不願意貸款即創造實體經濟流通的貨幣,同時國債仍然存在在世界上,要政府支付利息。

 

特納支的招是中央銀行直接給非金融企業貸款,同時將中央銀行持有的國債“勾銷”為不需要計息/歸還的“永久性無息債務憑證”。這本著作被介紹到中國後,引起了中國學者李揚、餘永定的重視。

 

有趣的是,特納的著作核心是反思西方過去二三十年大量信貸(貨幣)的創造並未用於實體經濟新生產力形成,而是用於買賣存量資產(在英國主要是存量地產),激起資產價格上漲。

 

但是這個智庫的支持者卻是一位在過去二三十年充分受益于這個金融體系的人——索羅斯。這就讓人看到在當前西方政治劇變的對弈格局中,原本有合理性的思想是怎麼被寬鬆派俘獲的。

 

源頭:新貨幣理論及其蛻變  

 

其實特納爵士的思想來自於另外一位德國經濟學家,而他與日本21世紀的量化寬鬆政策有聯繫。這位德國經濟學家叫魏納(RichardWerner),是最早系統性研究日本經濟、政治及中央銀行決策體系的西方人。

 

他經歷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的前十幾年,曾在日本前大藏省、日本興業銀行(相當於中國國開行)訪學,並在亞洲金融危機前任前英資券商JardineFleming首席經濟學家,魏納曾經嚴厲批評日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幾個總裁,著有《日元王子》一書,在日本爆得大名(2000年日元王子日文版在日本出版時銷量15萬冊,導致日本自民黨內部成立了“日銀改革委員會”,但沒有撼動日銀內部政治體制)。

 

這個經濟學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貨幣創造理論,叫信用貨幣理論,意思是現代貨幣體系的主要來源是貸款——貸款創造存款。

 

這一點是對的(在中國,這一理論的主要宣導者包括央行的孫國鋒、李斌,華融資管的伍戈、中信基金會的研究員簡練、央行觀察特約作家季天鶴)。他基於日本銀行的蛻變,根據當時日本的情形,提出“量化寬鬆”的概念——對,就是後來的QuantitativeEasing(QE)

 

 

 

但魏納的本意是要投入到“實體經濟”中去,但日銀執行變成了純金融操作。這套玩法又被伯南克繼承,變成今天西方世界集體陷入的泥潭。魏納為此再發明了一個QE2(不是美聯儲的二次QE),這就是特納爵士今天主張的藥方。特納在2013-2014年間非常積極的和魏納交流,並且為特納及其朋友圈組織了大量會議。

 

應當認為,魏納、特納等人的心思是真誠的,自90年代中後期起,魏納及若干歐美經濟學家組成了一個國際郵件討論群“八人幫”(Gang8),這個小圈子正是“新信貸貨幣學”的世界策源地,延續了德國風格的“國家貨幣”理論,是熊彼特、明斯基等曾經非主流貨幣學說的傳承者,他們認為基礎貨幣可由國家主動創造,但社會大部分貨幣均為銀行自發內生,可用於生產也可用於投機。

 

他們曾經在俄羅斯1998年金融危機後的政治轉折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影響力開始擴散。特納是在參與該團體活動後開始系統性思考西方金融體系的問題。目前該團體已經開始成為美國大選中非建制派一邊的經濟政策源頭。

 

但是,魏納、特納爵士的觀點的確有被利用扭曲的危險。這是因為他們並不瞭解產業,一旦空對空的談“促進實體經濟的貨幣投放”,很容易被利用變成繼續支持投機力量。繼續在財政、貨幣政策內部討論而不觸及產業,是不可能得到有力的見解的。

 

另外,這裡面還蘊藏著當代中央銀行的一個悖論——貨幣政策是現代社會最大的權力,最好應當由富有實戰經驗且具有政治能力的“嚴父”型人物掌握(如保羅·沃爾克),但自90年代以來在很多重要國家卻不是這樣。

 

在歐美央行人群的能力和待遇都次於商業機構。危機之後,很多央行成為被動滿足全世界利益集團需求的“慈母”。各國央行這幾年是怎麼變成“央媽”的,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前國際經濟思想/政策界的三個陣營  

 

根據以上線索,當前西方經濟思想/政策界大致可分為三個陣營:

 

1、美聯儲前任及現任主席:伯南克和耶倫,日銀總裁黑田東彥等,這是美日金融的直接當權派,他們為QE辯護,不承認QE失效,認為當前西方低迷只是週期性的。黑田東彥更是主動扮演了全世界放水水龍頭主教的角色。

 

2、美國的克魯格曼、薩默斯、英國的特納、魏納等。他們認為QE已經無效,西方已經陷入長期經濟停滯中,需要通過財政支出拉動或“直接硬錢塞給企業”來拯救經濟。這派觀點引起了國內李揚和余永定教授的注意。是索羅斯資助智庫的主流。

 

3、特朗普及其謀士。特朗普公開認為QE無效,美聯儲主席耶倫是希拉蕊的共謀,為此不惜故意操弄利率,維持美股的泡沫高位。目前特朗普周圍經濟謀士不多,的確有不少共和黨傳統派和金融市場的前投機家。

 

目前來看,矽谷唯一公開支持特朗普的名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家”,因為他比較熟悉科技產業(但他也沒給特朗普競選捐款)。

 

另外,特朗普吸收了民主黨原競選人桑德斯的首席經濟學家StephanieKelton的大量思想,非建制派的經濟綱領開始出現——這說明特朗普這種共和黨非建制派很可能實現跨黨派的政策採納。

 

特朗普也開始接觸美國中部的大批產業企業家,試圖從常識中吸取力量,這裡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關於能源產業(石油、天然氣、煤炭、葉岩氣)的表態。

 

這三個集團中,前兩個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都明確或傾向支持希拉蕊(第二陣營中的魏納支持特朗普)。

 

與西方當前大政方針的激烈對弈形成映照的,是中國也在發生關於形勢和政策的大爭論。

 

 

 

2013年起,中國實體經濟一路走弱,2014年,黨中央作出中國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論斷,20151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年多來,圍繞著相關話題,中國主要的經濟學家進行了各自的判斷。

 

有的經濟學家還堅持認為是週期性的下行,以後還會恢復到一個高速增長,“供給和需求不可分離”,另一批經濟學家則認為中國已經進入“非週期性的下行”、“結構性的下行”,走勢不可能逆轉。

 

2016920日,央行下屬《金融時報》提出地方政府應擔負起樓市職責。這是針對房價上漲中貨幣超發是主要原因的回應。

 

2016年年初及年中以來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發生恐慌性購房。當一個城市人人都在談論房子的時候,這個城市一定是重病的。這說明了中國問題的嚴重性。中國出現的情況和西方的長期經濟停滯已經非常類似。

 

此時再放鬆貨幣,勢必會蜂擁而入存量資產投機性領域,加劇社會分化。在這個意義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極其重要而特殊的歷史作用。這也是本號命名為供給側經濟觀察的用意。